致公党阜阳市基层委员会刘昌俊建议：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降低工业用地比例；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建设用地指标、种粮补偿权、生态功能保护补偿权等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稀缺资源，而且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市场会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学军书记在中共安徽省委九届十四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强化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交易制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行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此，建议：

       一、形成粮食安全的市场化解决思路

       首先，要树立人们均等的生存权、发展权理念，在此基础上总量确定，把权力和义务指标化。对我国来说，要保证粮食安全，长期依赖进口毕竟风险太大。为长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应当建立市场化的、立足自给的解决方式，把缴粮义务指标化。假设某一个行政辖区内总计有1000万人口、1000万亩农地；只有甲乙两个城市，甲城市是重点发展区，工业比较发达，人口600万，农地200万亩；乙城市是限制发展区，属传统农业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人口400万，农地800万亩。假设每人每年需要交纳主粮1000斤，每亩地产粮1000斤，农地皆种植主粮且全部按国家保护价出售，此时甲城市的粮食产量为20亿斤，需要交纳60亿斤，有40亿斤的缺口，而乙城市有40亿斤的剩余，甲城市就可以向乙城市购买以完成缴粮义务，此时的市场价格至少是高于国家保护价的；假设市场价格比国家保护价每斤高出2元，乙城市就可以因种粮而多出80亿元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一部分会分配给种粮者，一部分会成为农地租金提高的收益，还有一部分可以成为当地的财政收入，无论在刺激消费、改善生活水平还是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欠发达地区都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我们暂且称这种种粮机制为“市场种粮补偿机制”。

       与现有的种粮机制相比，由于“市场种粮补偿机制”下粮食的价格被市场发现，人们种粮的积极性可以有效提升，粮食安全可以得到更好保障，耕地也可以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对良种、有机肥料的有效需求会增加，主粮的附加值会提高，推动下游深加工产业链的延长，进而在主粮生产方面形成一个包括仓储、配送、金融、质量监测等配套的、相对高端的完整产业链。在这种状态下，种粮的负外部性（如面源污染）会大幅降低，其正外部性（如改善大气质量、保证粮食安全等）会显著增加，加之农业的弱质特点，政府有义务以市场化方式为主导，弥补种粮的正外部性。

       建议我省在土地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人均缴粮义务，对各地每年的粮食缴纳总量作出规定，对种粮面积不做强制性要求，是种粮还是购粮完成任务由当地选择。经过若干年试行，就会形成一个粮食价格的发现机制，为设计种粮补偿机制提供重要依据。如果更大范围内施行，同时控制主粮进口数量，整个国内的种粮市场机制就可以完善，并带动种粮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尤其在育种方面，逐渐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至于主粮的确定，可以根据南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效营养成分、亩均产量等因素，设计出一个“标准粮”的概念。假设1斤标准粮=1.1斤小麦=1.5斤大米=1.4斤玉米=8斤土豆等等，建立一个换算、测算体系。当然，由于品种不同，产品质量之间会有很大差异，那么在产品鉴定和换算成标准粮时就可以向优质主粮引导，鼓励良种研发和精细化、有机化耕种。

       二、建立稀缺资源指标交易机制

       类似地，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因素，以总量确定为基础，以人们均等的生存权、发展权理念为指导，把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建设用地等权利指标化，建立稀缺资源的指标交易市场。由于这些权利义务指标与人相连，把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应起来，我们就可以推动真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人的合理流动，有效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找到传统农业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有效办法。假设某一城市为重点发展区，但相应的工业发展稀缺资源指标不足，它一方面可以吸引一部分人集聚，带来一部分指标，另一方面可以购买指标，二者的前提都是以项目的未来收益为基础的。这就增加了一些项目的成本，抑制了一些地区盲目上马项目的冲动，优选出附加值高的好项目，同时促使一些项目转型升级。

       这样，各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指标就会有富余或不足，不足的地方可以购买或租借，由此形成活跃的交易市场，建立类似于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减轻中央的财政压力和先发地区帮扶后发地区的阻力，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建立稀缺资源的交易市场后，各地在选择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上就会综合考虑，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市场经济的意识就会增强，进一步释放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

       三、尽快展开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

       新常态下，建立稀缺资源交易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我省如果能提前研究，即使短时间内不能建立，也可以在未来这些稀缺资源的初始分配中赢得话语权。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尽量联合上级相关部门领导和对政策制定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征得理解和支持，通过研究、试点推行来推进全国范围内稀缺资源交易市场的建立。

       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此类机制建立的希望可见，我们在与先发地区的发展合作中就会增加议价权。如果我们能够快半拍建立此类交易市场，不管从交易税收收入的角度、相关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角度，还是从抑制其他地区新建此类交易市场方面，都可以占得先机。

       我们之所以欠发达，是因为积贫积弱了太久。仅依靠纵向转移支付来均衡地方财政能力，中央政府显得力不从心，要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可能旷日持久，而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空间也非常有限，而且很可能遭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通过稀缺资源指标化、市场化操作，既符合市场改革的方向，也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发展合作、补偿机制，也就降低了上级部门以行政命令方式促使双方对接帮扶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