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话食冰
梁启超曾以别号“饮冰室主人”载誉文坛。“饮冰室”是他的斋号，源自《庄子》中“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意为早上接受出使之命，晚上就得吃冰，以解心中之焦灼。梁启超用此号表现出他一贯的忧国忧民之心。但是从庄子的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在很久远的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食冰的方法来消解暑热了。
在炎炎酷暑之中啜上一口冰镇美酒，无疑会爽到心头。我们聪明的祖先早在周朝就发明了土冰箱——冰鉴了。
冰鉴由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外面是一个大方鉴,里面放着一个方尊缸，方鉴与方尊缸之间有较大空隙,里面放置着许多冰块。人们在方尊缸里装上酒，那么炎热的盛夏就可以喝到甘甜的冰镇美酒了。无怪乎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感叹：“挫糟冻饮，酎清凉些”。翻译过来就是说，夏天饮酒，捞净糟沫后进行冰镇，喝起来清凉味甘，真是太爽了！
在唐代以前，能够享受冰镇饮料的人还仅限于上层社会，因为保存冰块的成本太高，普通的老百姓只能在夏日望冰兴叹了。
为了能够在夏季食用到冰块，人们往往要在前一年冬天从河面、湖面上采集冰块，然后把它们贮藏在地窖或深井里。据考古发现，在尚家岭遗址及河南新郑、河北易县、陕西咸阳等地，都曾发现战国时期保存冰块的冰井。由于采冰、藏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又须历时半年保存，且所采集的冰块至第二年夏季往往因融化而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夏天出售的冰块价钱极其昂贵。据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载:“(唐代)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壁。”可见冰块虽好，也非人人消食得起的。杜甫的《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中所描绘的“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也只是上流社会中公子佳人们食冰避暑的场景．
食冰消暑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应在宋元以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反映。南宋杨万里有诗曰：“帝城六月日停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足见南宋已出现卖冰小贩沿市叫卖了。南宋的《武林旧事》更是描述在杭州贩卖各类冰饮品类，如“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人们已经学会把果汁、牛奶、药菊、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的饮品，取名叫“冰酪”，这已颇类今天的刨冰了。 元代人们进一步创新，他们用牛奶和冰水制成各类冰类食品。据说马可波罗来华后，受到忽必烈的“冰奶”招待，后来马可波罗将“雪奶”秘方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夏尔信受到马可波罗的《游记》启发，在其配方上又加入了桔子汁、柠檬汁等，于是就形成了今天“冰淇淋”的雏形了。
明清时，食冰的花样更加翻新，不仅老百姓可以在街市自由购得冰饮，而且各级官员还可享受政府防暑降温的特殊福利——冰票。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差等。”
这多少又让人想起儿时凭父母单位发放的冷饮卷，排队购买冰棍时的情景了耳边便突然响起悠悠的“卖冰棍噢”吆喝声。
岳飞不懂领导心理学
围绕岳飞之死，历来争讼不断，但“此乃上意也”却是学界不争的事实。笔者近读南宋人张戒的《默记》，便发现岳飞之死与赵构“伤自尊”多少有一点微妙的关系。
宋高宗赵构虽贵为皇帝，可一生却难有皇帝至高无上的优越感。面对杀父、奸母、囚兄、灭国的仇敌金国，在强大的攻势下，却甘于称侄、称臣，年年朝贡。他前半生被金兵追的狼狈逃窜，后半生又被权臣秦桧所制，形同傀儡，这么窝囊的一生，却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寿皇帝之一，活了81岁。赵构的心理素质该是多么的强大呀！可纵是这么淡定的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处伤疤，是忌讳任何人揭开的，否则他也会和你拚命的。
这一伤疤就是他不能生育的隐情。
其实不单是皇帝，任一男人都会对此都是差于启齿、耿耿于怀的。
公元1127年，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南逃至扬州。一日，赵构“偷得浮生半日闲”刚准备与美女“放松”一下，忽报金兵已追来，在惊吓中跨下物再也不举，从此落下阳萎的毛病。而在此前，赵构唯一子嗣，年仅3岁的赵旉在战乱中早夭。无子继承自己的“光辉事业”，这对于一个封建皇帝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与耻辱。不得已，赵构秘密地从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中选择两个年幼的孩子即赵昚与赵琢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可是赵构偏迟迟不确定立谁为嗣子，显然他是对自己的生育能力还抱有幻想。
可偏偏岳飞既不关心八卦新闻，又不懂人情世故，居然一次次建议高宗早早立嗣。据张戒《默记》载，1135年正月，忠心耿耿的岳飞又一次不请自来，密谒赵构，建议赵构速立太子，以根绝金人的在北方欲立钦宗儿子为傀儡皇帝的阴谋。可这次，赵构实在是“伤自尊了”，怒斥道：“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此时，纵是身经百战，以“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而闻名的岳鹏举，也是“下殿，面如死灰。”可想见当时的情景，赵构的愤怒该是多么的强烈呀，连见过大世面的岳飞也是吓的面如死灰。
至此，岳飞离死期不远了。
天水一朝，向来重文轻武，岳飞兵权在握，已足让靠“军事政变”起家的赵宋王朝担心了，再加上岳飞好气使性的脾气也常常让朝延难堪。《宋史》本传中载岳飞曾因争兵权撂挑子上庐山之事，后又有故意迟援淮西的例子。后来，这些都成为秦桧罗织岳飞“罪状”的根据。固然这是事实，但与岳飞再造炎宋之功相比，还不至于死罪。而不断去揭开赵构那深藏已久的“伤疤”，掺和帝王家事，让赵构大伤自尊，却是造成民族英雄踏上不归路的一个原因。
相比较，秦桧在赵构立嗣问题上却是世事洞察，人情练达。绍兴年间，秦桧与赵鼎同为宰相，秦桧想大权独揽，借机除掉赵鼎。身为宰执，以国本为重的赵鼎也同样对此事忧心忡忡，一次他拉上秦桧欲面见赵构，建议早早确定子嗣。可秦桧却玩了阴招，面见赵构一言不发，而赵鼎却侃侃而谈，全然不顾赵构那布满阴霾的脸越拉越长，果然不久赵鼎被莫名罢相。从此后满朝文武对立嗣之事噤若寒蝉，绝口不提，可岳飞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再次去触赵构的底线，最终造成悲剧上演。
经过长期的等待，赵构最终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死了心。虽然历代的稗官野史称赵构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考察赵昚与赵琢谁是最适合的接班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比今天HR们（人力资源考官）更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方法来发现人才，比如让两人站立，突然放一只猫窜过，结果赵昚纹丝不动；再比如分别给哥俩十个美女，一段时间后发现赵昚的美女完好如初等等。岳飞死后18年，赵构才最终确定赵昚为太子。赵昚便是后来的宋孝宗，是南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这也许和赵构的长期的考察培养有关。有趣的是，当年太宗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杀了亲哥哥，抢了太祖的天下，而如今赵构又替祖先赵光义把天下还了回来。
人间已无介子推
中国人过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叫介子推的人。通过《左传》“介子推不言禄”一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心事主，不慕富贵，讲求气节的士人形象。
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一路逃亡，不离不弃，历尽艰辛，在断粮途中甚至割股食主，其忠心天地可表，日月可昭。可重耳回国后做了国君，论功行赏，大封从龙之臣，唯独忘了介子推，而“介子推不言禄”，结果“禄亦弗及”。晋文公的做法似乎不近情理，可晋文公甫为新君，自然有许多重大事务要处理，且整天围在身边的不乏忠勇贤能之士，你介子推不向我张嘴要官，我在百忙之中忘记提拔你，也在情理之中。可见，纵是功高如介子推，官也要从嘴边求呀！
于是，又想到了毛遂。
毛遂在赵国平原君手下作门客，默默无闻三年。秦国围攻赵国，平原君欲组织二十人的请愿团赴魏国求救兵，但权衡再三，只列得十九人，尚缺一人。在这个节点上，毛遂挺身而出，自荐其能。平原君说，你如果有才能，为什么三年了我都不知道你呢？有才能的人就象锥子放在布囊中，自然会脱颖而出的。毛遂淡定地回答，因为你过去一直没有把我放在布囊中。
毛遂的回答足以让天下的领导震动。千里马易得，伯乐不易得。一个社会仅靠有限的伯乐们去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岂不可悲？人才若是锥子，选拔人才的制度就是那个能让所有锥子轻松脱颖而出的布囊。没有这个布囊，介子推也要腼颜启齿、斯文涂地地向领导要官，官或许能及其身。
中国封建社会下的选官制度无论是三代的世官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做官始终是贵族的特权，即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隋唐时萌蘖的科举制，无疑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一大突破。有了这个制度，无论是贵族还是寒士，只要在“相对”公平的考试中合格，就能跻身官场。然而科举制在隋唐时终究是新兴事物，一科取士不过百人，能通过这个“狭窄”渠道获得官位的终究是少数幸运儿。大多数贤能之士，欲实现人生抱负，还得低眉抚首向当权者言禄，还得向在位者自荐，这个“布囊”归根到底还只是个华丽的摆设。
于是有唐一代干谒之风蔚然。干谒者通过权贵的大力推荐才能谋得一官位。于是我们在干谒者的名单上赫然看到王维、杜甫、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的大名。虽然他们干谒的“敲门砖”和“见面礼”不是金钱，而是诗文。于是孤傲如李白也要用“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文章来拍当权者韩朝宗的马屁；杜甫虽然“独耻事干谒”，但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也要经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跑官之路；而白居易更是悲愤地控诉，“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更是字字血泪。
宋元明清近八百年，科举制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主渠道，中国的文官制度日臻完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成为神话。可是科举制这个选官取才的“布囊”依旧是布满了窟窿。且不说科考内容逐渐疆化，越来越成为禁锢天下读书人思想的短板，且金榜高中者也非人人贤能，就算是通过科举晋身仕阶，为了再“进步”，一些无耻之徒也还是要不停地奔竞干谒于权贵之门。
宋人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了当时的奔竞之风，称“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到了北宋晚期，蔡京权倾一时。为了能够走其门子，一士人每天都第一个赶到蔡家，如此累月不止。一次蔡京在来客簿上发现了他的N次记录后，终为其诚心打动，于是“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当然这时的干谒就不象唐时那样单纯了，往往与金钱挂勾，而卖官鬻爵现象充斥着整个封建社会始终。象“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之类的民谚也不过是公开的秘密了。
今天“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已经深入人心，“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成为坏人”也是时下共识，新的干部选任制度和反腐斗争不断发展，选官用人制度也正逐步地科学化。当有一天，官为民所选成为现实，跑官卖官现象成为历史，贤能之才纵是不言，晋级迁拔之阶自然而至时，我想介子推九泉之下定会欣然而笑的。
顾恺之“痴”做隐身人
东晋画家顾恺之被《晋书》誉为“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才画双绝很好理解，而顾恺之的“痴绝”却体现在他那率真单纯的个性及以诚待人的处世风格上。
《晋书》记载顾恺之喜食甘蔗，但他吃甘蔗与人不同，是从头部嚼到根部。别人都很奇怪，他却说：“如此，方能渐入佳境”。
由于顾恺之的痴，周围的朋友便不免会戏弄他一下。一次顾恺之偶见天上一轮明月，不由诗性大发，吟咏起来。朋友谢瞻碍于面子，听一句赞一句，无奈顾恺之诗兴太浓，久久不愿离去，谢瞻难挡睡意，只得让仆人学着自己的腔调代为叫好，而顾恺之浑然不觉，居然在叫好声中吟到天明。
可是有的朋友就不那么仗义了，比如桓玄就利用顾恺之的痴大“楷”其油。一次，桓玄捉弄顾恺之，送他一片柳叶，称是传说中的“蝉翳叶”，蝉躲藏在这叶子后，螳螂鸟雀就看不见它，便不能伤害它，拥有这片神奇叶子的人便可以隐身。见顾恺之将信将疑，桓玄就有心设局让他上当。一日，顾恺之拜会桓玄，桓玄假装没看见他，故意对着他小解，顾恺之大喜，真以为是“宝贝”显灵，慎重地把柳叶藏了起来。而桓玄为进一步地把“公平交换”的精神发扬下去，便打起顾恺之“真”宝贝的主意。顾恺之曾经把一橱最心爱的佳作寄放桓玄处，为安全计，还在橱门上糊有封条。桓玄便悄悄启开橱柜后面的木板窃走了全部绘画。等顾恺之取回橱柜，启开封条，却发现满橱佳作不翼而飞，他愣了半天，最后认定是妙画通灵，象神仙一般登天去了，却倒一点没有怀疑他那位“好心”朋友恒玄了。
即便如此，顾恺之的痴并不影响他在绘画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顾恺之存世的作品《洛神赋图》与《女史箴图》等也业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了。
古人如厕趣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就是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厕所上也有着诸多文化积淀。翻阅史乘，在如厕的称谓上，便有诸多文雅的说法，如更衣、出恭、登东、便旋、行清、解手等等。
庄子说过“道在屎尿”，意在万物都存有一定的道理，不在于事物的大小。宋明理学讲求格物，喜欢穷究事物的道理，结果王阳明对着家中的竹子“格”了三天，大病一场，也没格出什么道道来。可有人就从如厕中悟出一番道理来，比如战国时的李斯。李斯在未发达时，曾做过乡间小吏。一日上厕所，看见厕中的老鼠吃着人的粪便，又瘦又小，见人来，便惊恐逃窜；后来他去仓库巡视，却发现那里的老鼠住着大房子，吃着干净的粮食，又肥又大，见到人来安然若素。便突然领悟：“人的成功与否，不在于他是否有能力，而在于他所处的位置呀！”李斯后来投到荀子的门下学习帝王之术，不久在秦国崭露头角，做到秦国的丞相，为赢政统一六国立下大功，当然在他的“错误”哲学的指导下，后来死的很惨。
吃喝拉撒，人之本性。可古人却能在如厕这等寻常的事上找到一些奇特的效用，甚至作为保全性命的法宝，屡试不爽。唐代吴从政的《襄沔记》记载，刘备穷途无路曾投靠刘表，刘表忌贤妒能，有暗害之心。一日刘备觉察刘表要对自己下黑手了，便借口内急如厕，从厕所边偷偷溜出，骑着的卢马跃过檀溪，逃之大吉。《晋书•王戎传》也记载类似避祸良法。西晋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颍欲裹挟时为尚书令的王戎同为作乱。召开军事会议时，王戎借口内急，跑到厕所，装着因食“五石散”药劲发作，掉进粪池，让人抬出，从而躲过从逆的恶名。
古人如厕也有很多奇怪的禁忌。如不宜露头上厕，即上厕所一定要载帽子。东汉桓谭《新论》书中有“杜兰香戒张硕不宜露头上厕，夜行必烛，若脱误，当跪拜谢”的例子。《初学记》所辑《孝子传》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东汉名士管宁有次坐船遭遇台风，便跪倒在地向老天忏悔，思前想后，觉得一生罪过只有某次如厕时没有戴帽子，于是向上天痛苦悔过，不久海晏风停，他便躲过一劫。
此外，古人如厕时忌讳客人厕中来访，认为这样客主都将有灾祸降临。《晋书•郭璞传》载，东晋名士郭璞与桓彝是特铁的哥们，桓彝每次去郭家都无需通报，径直登堂入室，哪怕是郭璞正搂着妻妾在卧室亲热时，他也会突然登临现场。可郭璞对这些都无所谓，谁让咱们关系铁嘛！但他就对桓彝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在其如厕时冒然出现，因为当时有这个禁忌。可有一次桓彝酒醉，突然造访，正值郭璞如厕，郭璞大惊失色，哀叹道，今后我们都会死翘翘的。果然不久郭璞与桓彝都死于叛乱之中。
当然现在看来，古人的这些如厕禁忌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囿于迷信与风俗，加上一些巧合事件，便让很多古人信以为真了。
古代的厕所一般都很简单，甚至就是个猪圈。《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起如厕”句下，颜师古在旁注云：“厕，养豕圈也。”《汉书•武五子传》中也有“厕中豕群出”。可见古人拉屎养猪两不误。可对阔人来说，厕所就不那样简单了，甚至奢华的让一些没有见过大场面的人出糗。
《语林》中记载，刘实有一次拜访石崇，忽内急要如厕，找到厕所后，却发现那里布置的富丽堂皇，香气扑鼻，还有两个侍婢手捧锦囊侍立在侧，便吓的退出，忙不迭地向石崇道歉，说不小心误入你家卧房了。石崇淡定地说，那就是俺家的厕所。刘实只能又硬着头皮去如厕，可在香气缭绕中，众目睽睽下，硬是拉不出来。出来后对石崇说，穷人是用不起你家厕所的，俺还是另寻他厕吧。
《世说新语》中王敦如厕的故事也是让人忍俊不禁。王敦是琅琊王氏出身，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谓，王敦应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在如厕的问题上也是丢尽面子。 王敦贵为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附马，一次在公主府上如厕，看见室中漆箱中盛有乾枣。这本来是用来塞鼻防臭用的，王敦不知，还以为是便后点心，就大块朵颐一番。出来后见婢女们捧着金盘子，里面盛着水，还有琉璃碗盛着澡豆（澡豆就如同今天的肥皂）。王敦夺过盘子一饮而尽，估计他又认为这是便后饮料了。此举让王敦很是丢脸，引起公主府中的一群婢女们的嘲笑。
另外，古代如厕所用拭秽之物是木条或竹条，史书称为厕筹，虽然纸张在东汉已出现，但由于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直至宋代，厕筹之物还在广泛使用。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不受华夏礼法约束，厕筹才真正被纸张代替。至此以后，中国人的屁股才大大受到“礼遇”，并受益至今。
曹操的“周公”心结
曹操的诗文存世不多，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诗歌《短歌行》和自明心迹的文章《让县自明本志令》都提到了同一个人——周公。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平定北方后，挟百万剩勇之师，饮马长江，欲与孙权决一胜负。在大战前的一个月夜，他大宴诸将，对酒而歌，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抒发自己求贤若渴的心志。他自比周公，自信有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的胸襟，他颁布《求贤令》，以“唯才是举”的宽广胸怀招贤纳士，以至麾下谋士如云、猛士如雨。可是在大战在即，正是激励部下斗志之时，他却要用一曲透着浓浓忧伤的《短歌行》来作战前“总动员”，其意何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那个气吞山河，睥睨天下，准备与孙权在长江边上打场“小猎”的曹操此时心忧什么呢？那个让他挂牵的“青青子衿”又是谁呢？
建安十五年，曹操借退还汉献帝加封三县之名，颁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又一次提到周公，称“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据《史记•周公世家》所载，周公在武王死后，成王尚幼时，他以冢宰的身份总领百官，大权独揽，于是连他的同母兄弟管叔、蔡叔也要放出流言，认为他要篡位自立。成王对周公也产生了疑忌，周公没法只有逃往楚国。后来成王发现了周公藏在“金縢”里面为病中武王祈福的文书，表示如果上天一定要武王死，那么自己愿意替代武王。成王看后非常感动，明白了周公的忠诚，便迎回了周公，这就是“金縢之书”的故事。显然曹操用此典来表明自己对汉朝的忠诚，反击朝野对自己的讪谤。
曹操自迎献帝于许昌，废除三公，自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他不仅面临诸如刘备、孙权等政敌在舆论上大造其“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攻击，而且还面临集团内部怀疑他有“不逊之志，欲废汉自立”的压力。
在当时，曹氏集团由三个群体组成：一是追随自己起兵的谯沛集团，他们是自己的宗亲部曲，是自己的核心依靠力量。二是以河南士族为主的汝颍集团，包括荀彧、荀攸、郭嘉、陈群、钟繇等代表的汝南、颍川籍士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比较鉴别,最终选择追随曹操，是曹操的绝对拥护者。三是出身名门，继承了东汉末士大夫的独立精神，以恢复汉室，忠于汉帝为价值取向的清流集团，其中也包括一批随北方统一而归降曹操的士人，如孔融、杨彪、杨修、祢衡、崔琰、陈琳等人。由于他们只是投汉而非投曹，是暂时加入曹操政权，他们与曹操只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对待清流集团，曹操的心态是矛盾的。清流集团掌控着天下的舆论，他们的政治向背关乎曹氏政权的稳固。然而在出身高贵的清流士子面前，曹操却多少表现出一种自卑心理，他那阉竖出身的“历史问题”始终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在他们面前，曹操时而猜忌敏感，时而宽容大度，时而严苛暴戾，时而乐观豁达。于是当陈琳在檄文中揭其伤疤，骂他是“赘阉遗丑”时，曹操故意表现出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俘获陈琳后不但不杀他，还把他纳入到自己的核心策划班子中。这种故作逆反的心理状态反而映证了曹操的矛盾心态——想把天下的清流士子们招至麾下，却又担心他们对自己的不忠。可是清流集团一旦发现与曹操合作的基石不存在时，便会自然地发出不利曹操的杂音。比如他们常常把曹操比作周公，以尽情讽刺挖苦曹操。
“周公”是一个寓意丰富的历史符号。“周公”不仅代表一个道德标杆，代表一面招贤纳士的旗帜，它还暗示着“可自行废立”的超级权力。中国历史向有“行伊尹周公事”的惯例，又有“行霍光事”的发展。伊尹、周公、霍光都是历史上可以自主“行废立事”的托孤大臣，他们与王莽、董卓类的篡贼虽然有本质区别，却在形式上有某种微妙的相似之处。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便有力诠释了这一点，虽然权臣的忠奸最终可以让历史来证明，让时间来检验，然在当时无上的权力却势必会引起舆论界的流言蜚语。
清流集团的领军人物孔融便爱拿“周公”来说事。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击败军阀张绣后，为儿子曹丕强娶了张绣的儿媳甄氏。孔融知道这件事后，便给曹操去一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向来崇拜孔融的博学，便问孔融，周公纳妲己出自何典？孔融说，用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当年，理应如此。这一嘲弄让曹操窝火了良久。后来，清流集团的杨彪在政治上逐渐与曹操对立，曹操便借口杨彪与袁术是姻亲，想把他除死。孔融听到消息忙去见曹操，为其说情，曹操推脱不知此事。孔融便讥讽道：“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曹操没有办法便把杨彪释放。
清流集团把曹操比作周公，其弦外之音，曹操岂能不知。这种冷嘲热讽慢慢让曹操产生了“周公”心结，你们不是爱拿我比作周公吗，那我就是周公，你们奈我何？生杀之柄操在我手，那我就效当年的周公，“平武庚、放三监”吧。于是等待“不大听话”的清流集团士子们的命运便是无情的杀戮。于是曹操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杀娄圭，杀边让，除祢衡……
到此，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体会到曹操的《短歌行》中所渲染的忧伤情调了。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那些清流集团的“青青子衿”为何不识我曹操的苦心呀，我虽有周公之实，但我何时又真正做到天下归心呢！
建安十八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在策文中称曹操“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曹操看到这样的策文，不禁哑然失笑。
曹操临死前，孙权上书表示只要曹操称帝，东吴就归顺于他。此时曹操的一班谋士们也纷纷上书劝进。曹操是冷静的，他明白这是孙权要置他于火炉之上的阴谋，便说假如天命真正降临在我曹家，我还是做周文王吧，革命的事让孩子们去做吧。
“周公”心结让曹操至死也没有越雷池半步，在他死后一年骂他是汉贼的刘备称帝，八年后声称要归顺他的孙权称帝，而此时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曹操会作何想呢？
唐人为何不食鲤鱼？
青年学者孙雅彬君曾在《百家讲坛•传奇故事》上发表随笔《唐人不吃鲤鱼？》一文，指出唐朝“李鲤”同音，“食鲤即是食李”，为避讳计，有唐一代禁捕、食鲤鱼。孙君所据为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人方勺《泊宅编》及正史《旧唐书•玄宗纪上》所载唐玄宗曾两次以政府文件形式下诏“禁断天下采捕鲤鱼”史料，可见唐人不食鲤鱼非虚妄之言。
其实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并不一味在避讳制度顽灵不化，为避免过多“挠”民，会有很多变通。如班固《白虎通义•姓氏》中有“五不讳”，其中第一条就是“讳名不讳姓”，因“姓所同也，名不独也”，显然古人认为姓不是某个帝王的专利，无须避讳。然而就是需要为尊者讳的“名”，在《曲礼》中也有“不讳嫌名”的变通，即相同发音的字可不避讳。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陆德明《释文》十一谓：“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脩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据此，想见李唐统治者不会不了解老祖宗的规定吧，不仅要避姓讳，而且违背了“不讳嫌名”的常识，这也太不尽人情了。再则唐前唐后都没有如此的避讳法，如晋朝国姓为司马，但是不见两晋有诸如不准杀马或食马肉的禁令，且在晋朝在职官设置上尚有大司马一职，并不因国姓而有所避讳。
带着上述疑问，笔者对手头有限的史书进行查阅，发现有唐一代也没有规定百姓不准砍伐“李”树，不准食“李”子的禁令，为何李唐一朝偏偏要在鲤鱼上大做文章呢？
显然唐代下达的这项“不尽人情”的禁令不是从“杀鲤即是杀李”为尊者讳的角度来颁布的。其实自古以来，鲤与龟、鹿、鹤、麟、龙、凤等动物一样带有吉祥的“光环”，民间有关鲤鱼的灵异传说很多，而恰巧“鲤李”又是同音，所以李唐王朝会认为杀灵不祥，便把鲤鱼奉上了圣坛，不让百姓随意亵渎。据《晋书•恭帝纪》称“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显然在这里皇帝司马德文也是因射杀马不祥而对射马游戏有所悔恨。
此外，唐人对鲤鱼的崇敬还体现在舆服制度上。据《旧唐书•舆服志》载“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银鱼符”，这是唐代佩带鱼符，并把鲤鱼的形状转化为权威象征的开端。武周代唐后，又迅速把鱼符改为龟符，以示新朝与旧朝脱离干系之意，在此也可见鱼符若不是鲤鱼形状，武则天大没必要把鱼符换成龟符。《大唐六典》更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规定不同材质的鱼符所代表的官员的不同身份，如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一般官员用铜质鱼符。五品以上的官员须佩带鱼袋，此后许多低级官员按例无权佩带鱼符但也以能佩带一幅空鱼袋为无比的荣耀了。然而鱼符不仅仅是唐代官员身份的标识，也是调动军队的关防，甚至是出入宫禁、开关宫门的凭证。如此重要的物件，为体现它的威仪，唐玄宗下达“禁断天下采捕鲤鱼”便可容易理解了。当然禁令归禁令，老百姓为了生计或口福，捕食鲤鱼还是散见于一些史料中，所以白居易虽有“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的白纸黑字“罪证”，也没见当局以此说事让大诗人锒铛入狱。
鱼与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不会在“夺民生泽”的问题上犯错误。可也有例外。《明实录》和《万历野获编》都记载了那位著名的昏君——明武宗朱厚照以朱姓为国姓，且又属猪的荒堂理由而下一道圣旨禁止百姓杀猪的“案例”，其结果是“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腌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只是这场闹剧历时不长，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立马奏上一本，其所据的理由就是《曲礼》中“不讳嫌名”规定，此时纵是顽劣昏愦如朱厚照也自知理亏，而大明帝国的禁杀猪令也就草草收场了。
笔者行此文时恰值市场猪肉价格高企，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不得不“三缄其口”，大嚼蔬类度日。孔子听次韶乐，就称“三月不知肉味”，我等俗人，三日不食肉已觉气虚了，因此不计高企的的肉价立马买来炖上一锅大块朵颐去了，便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正德年间了。
古人也有“签名档”
时下网民，能拥有一个很“潮”的签名档是很有面子的事。跟帖灌水无须报上姓名，朋友们一见那别具个性的签名档便自然不会张冠李戴了误作他人了。而在现实生活，人们虽然越来越多地依赖电子文稿，但签字署名还是要亲历亲为，一手漂亮而不失特色的签名不仅代表着品味而且具有识别个体的法律意义。然而翻阅史乘，我们却发现古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签名档”。
古人的“签名档”最早称“押”。《韩非子》一书中有“田婴令官具押券”。南朝的顾野王的《玉篇•手部》解释“押，署也”又可见战国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押”的形式在文书中进行签署了。
唐朝时，读书人之间流行草书连笔署名，号为“花押”。日语中也有“花押”一词，意为个人化的署名，是日本平安时期从唐朝借用的汉语词汇。12世纪中叶的欧洲也是用“花押”来表明签署人的身份，但它多是一种图形签名，后来英国玫瑰战争就是以红玫瑰图案为“签名档”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图案为“签名档”的约克家族之间的爆发的战争。
古人的“签名档”颇具个性。南朝的文学家何敬容的签名就与众不同，他署名时把“敬”字分的很开， “苟”写的很大，而“文”却写的很小，名字中的“容”字中含有一个大大的“父”字，于是同时代的陆捶便有意骂他为“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在北朝，许多少数民族贵族汉化程度不高，书写汉字比较困难。比如那位创作《敕勒歌》歌曲而被广大中小学生记住姓名的北齐贵族斜律金原名叫斜律敦，由于写不好这个“敦”，就改名为斜律金，但署名时还是描不象“金”字，齐高祖高欢就指着宫殿尖尖的屋角，让他临画，估计他的签名远远看上去就象一座小房子。另一位叫库狄干的北齐贵族也很有意思，他在署名时常常把“干”字的坚画由下而上穿在两横上，别人讥笑他为“穿锥”。可见这些古人的“签名档”带着浓浓的个人特点，若是有人临仿他们的签名去盗开“支票”，怕是需要一定的想像力的。
到了宋明清时期，文人墨客在进行书画落款时，更是把“签名档”艺术推到了极致。宋徽宗赵佶是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签名档”被人称为“绝押”，其外形有点象写得松散的“天”字，实际是赵佶玩的是拆字游戏，把“天下一人”四字连贯在一起，来表明自己不仅是君临天下的皇帝，且在艺术造诣上也是天下第一。另一位以“八大山人”闻名的书画家朱耷的“签名档”也是别具一格，其款识“八大山人”四字一气呵成，上下连贯，远远看去，即象“哭之”又似“笑之”。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人，在经历国破家亡后，面对清朝统治者，他只能用自己的“签名档”来表明不愿与仇人合作的态度了。
一个古代“造假哥”的人生悲剧
近一时期，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充斥视听，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政界新锐，他们或虚报年龄，或篡改学历，或抄袭论文，用瞒天过海之术，以速求晋阶资历，这些“造假哥”及“造假门”事件又足以反衬出当前人们追求功利的浮躁心理及社会诚信的缺失。笔者翻阅史乘，发现古代也有不少“造假哥”，可是有的“造假哥”却让人同情，让人悲愤，比如魏晋之际的文学家赵至便是一个例子。
《晋书》卷九二《文苑•赵至传》介绍了“造假哥”赵至的悲剧人生。赵至是“士伍”出身。“士伍”即魏晋时的“士家”或“兵家子”。“士家制度”是曹操建立的，所谓的“士家”即世代当兵之家，曹操建立这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国家兵源的稳定供应，而把一部分百姓集中在固定域区居住，另立户籍以别其它的编户齐民。“士家”中的成年男子要服兵役，要在公共土地上“屯田”，且一入“士家”便世代列为贱籍，永无仕进机会。而六朝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的便为婚宦二途，作为下层社会的“士家”子弟想要跻身上流社会，往往要通过“婚”或“宦”的方式来进行艰难的身份“突围”。可是这两扇“门”对他们来说也是难以穿越的障碍。
《世说新语•贤媛》上有一则故事颇能说明士庶通婚的艰难。“官二代”王济看中了一个很有才干的“兵家子”，想把妹妹嫁给他，可是王济母亲通过实际观察，推测出这位“兵家子”寿命不长，便以不长寿，即使有才干也难以展现的理由拒绝了这门亲事。王济母亲所谓的“必不寿”无非是借口，魏晋时代士庶不通婚的通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又说明“兵家子”即便搭上了攀龙附凤的“高铁”，也不可能象“官二代”那样凭父祖余荫官致清显，而势必要从基层小吏做起，一步步艰难挪腾，没有较长的寿命怎么能位达高官呢？
可赵至就是一门心思地想通过做官来转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信奉“学而优则仕”，于是拜师受业、刻苦读书，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一日上课时，赵至突然听到窗外传来父亲驱牛耕地的呵斥声，他放下书，透过窗外看见父亲伛偻着身子，奋力耕作的情景，不由低声抽泣起来。老师问他为何喧闹课堂，赵至悲痛地说，我不能光耀门楣让父亲免除耕劳之苦，因此哭泣。父亲的“耕叱牛声”深深映入赵至的脑海，成为他一生的疼。十四岁时，赵至来到洛阳太学游历，遇见大名士嵇康，便决定一生追随他，做一个有影响、有地位的文化人。不久赵至回到家乡，却遭到母亲的极力挽留，因为他已经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如果逃避兵役，按晋朝律令，家人会受到牵连的，赵至不得已，只能通过装疯卖傻的方式逃离家乡。
为了把脑门上“兵家子”的烙印彻底抹去，赵至开始了自己的“造假”冒险。他首先把名字改为赵浚，然后远赴辽西郡，利用边远地区户籍管理不严的漏洞，伪造“档案”，彻头彻尾地把自己“改造”成一位“良民”。不久，赵至因学识渊博被辽西地区举荐为郡计吏，正式踏入了“公务员”序列。郡计吏是郡府掌管人事、户口、赋税等簿籍的小公务员，按规定年末要到京师将有关文书呈送朝廷。在洛阳，赵至巧遇父亲，当时赵母已病故，赵至的“失踪”让父母受到不小的牵累，这也可能是导致赵母早逝的原因。可赵父远远地望着儿子却不敢相认，生怕让人发现赵至的“违纪行为”而影响儿子的前途，更没有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此时两目相对，如同路人，多少哀思与无奈凝聚在那一瞥当中。后来赵至官运享通，升至幽州从事，并以“全国优秀公务员”的身份前去洛阳接受表彰，这时他才了解到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这一残酷现实把他那“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的美好愿望击的粉碎，他感到“子欲养而亲不在”悲哀，悲愤于“父在不能相认，母死不能守孝”的无奈，于是“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死时仅37岁。
“造假哥”赵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魏晋时代的另一面，玄风相扇、扪蚤而谈的风流名士多少都有“官二代”的背景，自然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而作为“兵家子”的赵至不惜造假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自然不同于今天那些唯求名利“更快、更高、更远”发展的现代“造假哥”们，但是古今造假，都逃不出一个结局，那便是假的终究真不了。
民国时期的一则列车相撞事故的报道
1814年拿破仑侵英战争爆发，由于马车不能适应战时运煤的需要，英国发明家斯蒂芬逊便研制以蒸汽为动力的蒸汽机车。1825年9月，斯蒂芬逊的蒸汽机车以每小时行驶24公里的速度成为人类选择高速旅行的工具。事实证明从英国伦敦到爱丁堡的旅行时间由原来的10～12天，缩短到只需要2天多。人类终于可以创造比马跑得更快的旅行速度了。
然而在人类创造高速行驶的运输工具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笔者有幸从民国1934年的《协力月刊》1-2期合刊上看到了一次国内对法国1933年铁路事故的报道，其标题为《法国铁路空前惨剧详纪》。
对这次来自法国列车相撞事故，《协力月刊》报导的很详细。据称这是人类拥有高速列车以造成的最大的惨案之一。220名旅客死亡，300余旅客受伤，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追求高速行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当时一列时为法国最为先进的钢质快车与一辆较为落后的木质慢车迎头相撞，钢质快车的车头直接楔入慢车车厢中，造成慢车厢内旅客大量伤亡。
值得欣慰的是，法国对这次重大事故处理甚为妥当，赢得的民众的谅解。两辆列车的幸存的列车员及旅客迅速展开了自救，他们凭借仅有的数只照明灯在布满浓雾的黑夜中开展了救援。他们把死者抬到铁轨的两边，把伤者抬到平地上。其中一位名叫安吉尔的水手从碎肉片及血污中救出大量奄奄一息的伤员，直至自己在极度疲劳中休克。而随后从巴黎方向赶来的铁路公司救援人员与医生对伤者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大批的警察封锁出事地点，设置问询点以备旅客家属焦灼问询。随后铁路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对事故进行调查，并向公众宣布调查结果。公众了解到事故的原因首先恶劣天气造成变轨装置失灵。由于低温造成变轨装置失灵，本应变轨而没有正确打开，造成列车相撞。其次由于快车司机大意在大雾天气中没有看到显示“危险”的信号装置而没有采取紧急刹车，最终酿成惨剧的发生。
据《协力月刊》载，法国当局随后对司机进行了监禁和进一步调查。至于对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协力月刊》没有记载，但从来自《协力月刊》的报导语气显然是持认可态度的。
从这次珍贵的70多年前的列车相撞事故报导中，似乎也可为我们的相关部门面对重大事故交通事故的处理上提供一些借鉴。正如温总理所说的，面对重大事故第一是迅速救人，第二是客观透明地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
今天，列车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而我们相信正确高效地处理列车事故也应为越来越有效率。
《水浒》热播话“官人”
近日随着新版《水浒》的热播，许多观众对宋代对男子的称呼发生了兴趣。新版《水浒》中金老汉称镇关西为“郑大官人”，阳谷县百姓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人”，林冲称柴进为“柴大官人”，林冲娘子称丈夫为“官人”等等。
“官人”本意是为官之人，一般是对为官之人的尊称。如《荀子》一书中有“官人益秩，庶人益禄”的说法。《旧唐书•高祖本纪》有“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显然“官人”是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官僚阶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官人》条认为：“是唐时有官长，方得称官人也”。 而唐以后，特别是宋代，“官人”的使用范围就不仅限于官僚阶层了，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商人也被称为“官人”或“大官人”。如《水浒传》第三回，金老汉对鲁达说“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而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介绍西门庆时称“（西门庆）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个生药铺……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水浒传》第十一回：“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小旋风柴进,连忙叫道：‘大官人救我’”。又可见在宋代，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能称作“大官人”的，“镇关西”依托小种经略相公，“承包”了经略府的肉类供应，而西门庆做药品“专营”，想必其中也有官府大员们的股份。而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嫡派子孙，家中有宋太祖敕赐的丹书铁券，也不是一般的土财主，他们被称“大官人”自然体现出其不一般的社会地位。
有趣的是，在宋代女性也尊称丈夫为“官人”。如《水浒传》中林冲被妻子称为“官人”；《金瓶梅》中西门庆诸妻妾称其为“官人”。而“官人”的称呼流布至今，今天仍有称新婚男子为“新郎官”说法，便是宋代“官人”称呼的滥觞，只是到了明清，“相公”渐取代“官人”，成为民间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此外，在宋代艺人也被尊称为“官人”。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记载，在“棋待诏”下有“金四官人”，在“书会”下有“李大官人”，在“演史”下有“周八官人”，在“使棒”下有“高三官人”，在“说药”下有“乔七官人”等等称呼。
而在《水浒传》中，皇帝也被称为“官家”，如《水浒传》第十九回：“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水浒传》第三五回：“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老爷也别鸟不换。”这里的“赵官家”是指宋徽宗赵佶。皇帝称“官家”源自晋代。《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中有：“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三年》引此文，胡三省注云：“称天子为官家，始见於此。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故兼而称之。”唐代一般也称皇帝为“官家”，如《资治通鉴》中，宦官赵辅国劝唐肃宗“官家但端坐”，称其为“官家”，《旧唐书昭宗本纪》有“官家救儿命，或登屋沿树”句，唐昭宗众子称其父为“官家”。宋代对皇帝称呼为“官家”更为常见，很多史籍及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出相关例子，而明清以后这种特指的称呼便逐渐销声匿迹，“官家”又泛指官府衙门了。
林冲脸上应刺什么字？
新版《水浒》在各地热播，其服装、道具、场景的布置与老版《水浒》有着显著的区别。炫目的服饰、华丽的场景、帅男靓女的扮相，对观众而言无疑是一场视觉上的饕餮大餐。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新版《水浒》在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贴近历史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林冲脸上所刺的内容，便与历史真相有着很大的出入。
剧中林冲被高俅陷害，携带武器误入白虎节堂，按宋律当为死罪，由于开封府尹缓颊，林冲仅判刺配沧州。于是剧中林冲的右额头上便出现一个墨青色的篆体“囚”字。同样剧中的杨志误杀泼皮牛二而被刺配北京大名府，宋江误杀阎惜娇被刺配江州，武松因杀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孟州，皆是在额头刺一墨青色的“囚”字。历史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施耐庵的原著是如何描述的吧。《水浒传》第八回描述林冲在开封府大堂被“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牢城。”第十二回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被“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第二十七回武松“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第三十九回宋江在浔阳楼上大醉写反诗时叹息身世时思索道：“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
上述所据的四条原著例子，可证明宋代罪犯脸上刺字是刺在面颊，而非额头；是“两行金印”，甚至是“文了双颊”而非独独一个“囚”字。施耐庵是距宋代尚近的元末明初的文学家，他似乎比新版《水浒》的编剧更了解宋代的历史。但是施耐庵没明说诸英雄脸上所刺内容，只是模糊地说了“两行金印”，所以老版《水浒》编剧就很聪明，只让观众依稀看到诸英雄脸颊上一行印记，倒没自作聪明，刺上一个漂亮的篆体“囚”字，留下让人诟病的“硬伤”！
所谓“两行金印”，在《水浒传》第八回施耐庵解释为：“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那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又可见“打金印”不过是一种文雅说法，倒不是真在罪犯的脸上烙上金色的印迹。
那么宋代罪犯脸颊上到底刺的是什么内容呢？
首先要解释一下何为“刺配”。“刺配”是宋朝首创的新刑罚，它是集脊杖、刺面和流配三刑于一身的混合刑罚。所谓“刺”，就是在罪犯脸部等处刺青，这是古代“黥”刑或“墨”刑在宋代的延续；“配”则是流放，押送罪犯到指定场所服役，比如去各地的牢城营。“刺配”是宋朝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在宋朝晚期甚至有多达570项犯罪行为可判“刺配”。
据《宋史•刑法志》所载，宋代的“刺配”按罪行轻重的不同可分为刺配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及沙门岛等不同等级。如后来的卢俊义被刺配沙门岛便是刺配惩罚中最重的一项。此外，刺面又分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字便刺得很大，而且不同的罪行，所刺形状也不同。如宋朝刑法规定：“凡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可见“刺字于面”也是宋代很重的处罚。所刺内容为“配某州牢城”、“配某州牢城重役”或“迭配某州（府）牢城”，并把犯罪事由刺于脸上。其中重罪如“凡强盗抵死特货命之人”还要在额头上要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颊，这便是施耐庵“两行金印”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见林冲的脸颊上所刺字应为“配沧州牢城”，另一边大概刺上“携带利器误闯白虎节堂”等事由。而其它英雄脸上所刺的字也应根据所流配地、所犯罪行不同而各异，不会仅仅都是整齐划一的“囚”字。
（以上作品已发表在《北京青年报》|《河北青年报》、《广州日报》、《颍州晚报》等刊物上，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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